来自 美味 2021-08-14 16:54 的文章

盛产铁观音的安溪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用电作弊

 
 
 
欺诈与反欺诈的反复较量
 
它从未在这个小镇停留过
 
安溪反诈骗是中国反诈骗的缩影
 
在安溪县,很多地方都挂着打击电诈和走私的横幅。摄影/本报记者徐天在安溪县,很多地方挂着打击电诈和走私的横幅。摄影/记者徐天
 
福建安溪:小镇反诈骗17年
 
我们的记者/徐天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8月16日第1008期
 
天有点黑了。吃饭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中式炒菜的香气,路边的餐馆里挤满了人。吴洋蜷缩在小巷的角落里,不敢出声。几个人跟着他,寻找他和他的同伴。
 
自从潜入缅甸北部后,他们就处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他们在恐惧中度过了半年,直到十几分钟前才逃出“魔法洞穴”。他们在异国他乡一条陌生的小巷里驰骋,终于失去了“尾巴”,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了目的地:中国国门。边防军询问,你在缅甸北部做什么职业?吴洋说,KTV卖饮料。多日后,他回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向家乡公安人员吐露实情。“我被骗搞了半年电子诈骗。”
 
此时已是2020年底,几个月后,针对吴洋等涉缅北部诈骗走私人员的劝退行动遍布全国。包括安溪在内的很多县市都收到了上级下发的红名单,必须说服名单上的人在截止日期前返回。
 
安溪是重点区域,需要说服的人数一度排在全国第三。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发生电子诈骗案件的城市之一,近十年来,不少安溪人在电话中成为福建口音的电子诈骗犯,安溪一度被称为“诈骗之乡”。
 
欺诈和反欺诈的反复较量在这个小镇从未中断过。刚刚卸任安溪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的杜双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正在采取的反诈骗措施都已经采取了,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溪反诈骗是中国反诈骗的缩影。
 
“醉酒”吸引年轻人
 
19岁的吴洋带着赚钱的梦想来到缅甸北部。2020年3月,一个在相亲软件上认识一周的女孩告诉他,她的亲戚在缅甸北部开了KTV,并招募饮料出售。他们每天晚上只需要工作几个小时,月薪8000元,还有提成。
 
吴洋和他的朋友们被感动了。第二天,他们出发去云南省保山市。他们在机场外被接走,然后开车去边境准备走私。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二十个人被蛇头牵着走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随时都有可能有人掉下悬崖。
 
一天晚上后,他们到达缅甸北部,被一辆汽车带进了KTV。大楼前,有人穿着军装,拿着枪。楼内只有三四间KTV房,其他房间都锁得严严实实。吴洋惊愕地发现地下室还有一个水牢,里面的叫声断断续续地远远地传出来。
 
警卫给他们讲解下一步工作,吴洋反应过来。这是一个诈骗集团。他需要操作三四部手机,手机里只有一个不知名的社交App。门卫说很多玩网络赌博的人都用这个App。不同的手机注册了不同的App账号,被拉入同一个聊天群。吴洋需要用文字在网络端打动赌徒。“我今天在某平台上充了XX元,赚了XX元。”其他数字紧随其后,“我也是,我也赚了。”从而诱导他人在平台上充钱。
 
2021年3月,云南省德宏州安溪县公安局、龙川县公安局抓获6名涉嫌盗窃私人道口的犯罪嫌疑人。图/安溪县公安局2021年3月,云南省德宏州安溪县公安局、龙川县公安局抓获6名涉嫌盗窃私渡的犯罪嫌疑人。图/安溪县公安局
 
电子诈骗又称“台湾省诈骗”,于1997年在台湾省兴起。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正真指出,2000年后,来自台湾省的诈骗分子潜入mainland China东南沿海地区设立诈骗窝点,开展诈骗活动,迅速蔓延全国。
 
安溪是福建泉州下辖的一个县,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从此很多人走上了电子诈骗的道路。正真分析了福建公安机关侦破的128起电子诈骗案件和345名犯罪嫌疑人的籍贯。安溪县领先,146人。也就是说,案件被害人接到安溪人电话的概率接近50%。
 
在安溪,“传帮带”的潮流很早就出现了,甚至有一个村搞电子诈骗,大家互相学习。还有专门的“诈骗培训学校”和“诈骗创意公司”。据村民了解,诈骗自古就有,两军对峙时常用。是一种策略,对社会的危害只是“骗人骗人”,不同于偷盗抢劫。
 
安溪县委书记高曾经在魁斗镇看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张很多人靠诈骗赚钱的名单。他不是很懂。“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吗?”2017年,高在全县打击电子诈骗工作会议上感叹,有的乡镇推不动、推不动,干部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群众不耻,助长歪风邪气。
 
在电子诈骗的高峰期,安溪每天有数百万条手机短信发送。位于安溪县奎斗镇的手机通信基站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帮派不间断地发各种短信,如“六合彩特别码”、“恭喜中大奖”、“办理各种文凭”,等着愿者上钩。
 
对于选择用电作弊的安溪人来说,贫穷比用电作弊更重要。安西总结了参与诈骗的人的基本画像:年龄小,文化程度低,经济条件差。电诈之风开始的时候,安溪还没有脱贫,年轻人因为想靠电诈赚钱而参与诈骗。奎斗镇的一位村干部曾经总结说,农民一年能挣不到一万元,年轻人吃不了苦,不想干农活,没有挣钱的本事。另外,他们法律意识薄弱,容易学坏。他们从未认为这是犯罪。
 
如今,安溪是全国百强县之一,2020年GDP为757.41亿元。全县两大重要产业涉及茶叶总产值250亿元,家庭工艺美术产业总产值200多亿元。大多数人从事与这两个行业相关的工作。这两个行业都发展得更快,因为它们已经赶上了电子商务。安溪有36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县城里有很多让电商发财的故事:现在开摩托车,三个月后就能开宝马;有的人白手起家,现在月收入四五万元;外省人来县城学做淘宝,两三年赚了1000多万。造富神话刺激人的神经,但同时收入也不平衡。贫困人口一年前刚刚清理完毕,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吴洋的家人都在加工家庭工艺产品,供应给工厂。吴洋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开了一家网店,想把父母的加工品卖到外地。然而网店的销量一直平平,他一夜暴富的期待也没有到来。他转而寻找其他工作,希望抓住缅甸北部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几位年轻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出生在农村,家庭背景一般,初中、中专,继承了父亲的生意,打工挣钱。
 
大北和阿威都是从事家居工艺行业的。和吴洋一样,他们自己加工产品,供应工厂,后来做电商,但生意总是不景气。周振家有十多亩茶园。早年跟随父亲当过茶农,经历了百克铁观音茶王被炒到几十万元的时光。后来铁观音价格下跌,赚钱梦破碎。他家的房子在安溪山区,两层用红砖砌成,外墙和二层都没有粉刷,一层斑驳驳。房子外面有土路和草地。下山走几分钟才能看到路。周振一直想赚点钱,至少在县城里买一套房子,还有救自己的妻子。
 
类似的经历让他们渴望去缅甸北部寻找商机。年轻人去缅北,有的奔着电骗,更多的是从社交平台、网页弹窗看到招聘信息,做厨师、送餐员、卖酒员,月薪1.5万元左右,远高于老家3.5万元的工资。今年年初,一段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广为流传。一个低沉的男声说:“这是缅甸北部,我长大的地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精致的小公主。”缅北的“醉拳迷”深深吸引了这群年轻人,他们冒险偷渡,期待在缅北改变命运。
 
安溪警方抓获涉疫物资诈骗分子。图/安溪县公安局安溪警方抓获涉疫物资诈骗分子。图/安溪县公安局
 
缅甸北部的蒙自
 
命运的确改变了,但不是朝着吴洋希望的方向。电子欺诈的“工作量评估”每两周进行一次。如果10个客户没有被完全招募,他们将被扣球棒惩罚。更严重的是,他们将受到电棍的惩罚。吴洋因为任务不达标被狼牙棍打了。他的朋友失控了,几次大惊小怪,被电棍狠狠惩罚。
 
被困在电子诈骗集团,吴洋吃不下,睡不着,想着怎么离开。他的工作电话里没有微信,也没有QQ,所以他在诈骗聊天群里观察,谁和他的字一样,然后通过常用词缩小范围,确定某人可能是他的朋友。
 
吴洋和他一起被偷渡的朋友接手了。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到了晚上,警卫还是出去拿吃的。吴洋和他的朋友们冲到后门对面的窗口,抓起水管,滑到一楼。后门是整栋楼唯一没有人看守的地方,可以通往外面的主干道。他们用尽全力奔跑,没有退路,所以他们最终逃离了这里。
 
吴洋的经历并不少见。许多年轻人被困在缅甸北部。安溪县建头镇党委书记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该镇缅甸北部发现一人失踪。他通过在东南亚做生意的老家,找当地商会找人,发现了他的疑似踪迹。中间人说被黑鱼卖给电子诈骗集团,人头费几万元。如果他想让他走,他必须赚足够的人头费。如果他赚得不够,他需要支付赎金。
 
在短视频等平台上,讲述自己逃离缅北的人很多,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缅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戴永红指出,缅北主要指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中缅边境云南段长达1997公里。除德宏州对面的缅甸一方由缅甸政府控制外,其他都道府县的缅甸一方由缅甸当地少数民族武装(以下简称民军)控制。
 
1947年,缅甸精英和各少数民族领导人签署了《庞龙协定》,建立了一个联邦国家,并承认民族平等和自决原则。但此后一直没有实施,“大缅甸主义”一直存在,遭到了民众和军方的强烈反对,双方爆发了冲突。缅甸政府军与地方武装爆发长期冲突,尤其是小规模战争冲突。
 
如今,缅北军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但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中心主任简坤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为了获取巨额军费,民间军队选择走私、贩毒、赌博、贩卖人口等犯罪作为财源。这也导致了缅甸北部罕见的情况,那里以准国家的形式支持犯罪。因此,各种犯罪长期盘踞在西南地区,屡禁不止,屡遭打击。
 
简坤一说,刑事司法合作存在于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但是,如果要与缅北民间武术开展这样的合作,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那就是民间武术如何定义。据他所知,在中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边境省份层面,都没有与军民签署这样的合作条约。
 
此外,中国的电子诈骗团伙聚集在这里还有很多原因。简坤一在中缅边境考察时,也发现边境人民国家观念淡薄,管理一直是个大问题。尤其是一村两国,村子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村民说云南方言,使用人民币,手机信号是中国联通,手机支付使用支付宝、微信。孩子们去上学,他们的家人在边境看医生。很可能他们的兄弟姐妹住在缅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国。
 
在文化背景相近、接触频繁的前提下,电子诈骗集团更容易一拍即合,为走私提供便利。简坤一指出,他们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理解。“前者想找把伞,后者想找客户,所以很容易建立起权力和犯罪的关系。”。
 
结果,缅甸北部的人混在一起了。有当地人,有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云南边民,也有被他们吸引的犯罪头目、中产阶级和马仔。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缅甸北部有10多万中国人从事电子诈骗。此外,中国还有很多人怀揣着掘金的梦想,偷偷溜到服务业工作。然而,很多回来的人承认,在缅甸北部的服务业很难赚到预期的钱。
 
鉴于罪犯和普通民众混进缅甸北部犯罪,中国能够采取的打击措施有限。简坤一说,在办理具体案件时,一般要利用云南警方长期在边境办案形成的路径和资源,甚至动用军民力量办案。这种合作只能特殊处理,难以维系。中国也尝试了大规模的措施。2019年10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在缅甸北部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的地区,关闭了QQ、微信、支付宝、POS机等社交和支付账户。当时,许多住在边境的人报告说,他们的账户受到无辜影响。简坤一还指出,这些方法往往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压葫芦浮起瓢。
 
镇压开始进一步升级。今年4月8日,召开全国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视频会议。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强调,要严格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集中的一些地方进行整治。有关地方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涉诈人员的管理。一位刑侦系统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级部门对各个地方都提出了要求,去的人多的地方,要负责把人劝回来。简坤一认为,司法权不能干预,从某种程度上说,说服是打击缅北电诈最现实的选择。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说服人们返回缅甸北部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被说服回国的人有两种:参与诈骗的人和秘密越境的人。多名基层干部提到,目标是在缅甸北部“扫清边界”。
 
安溪警方清点并骗取了我一些作案工具。图/安溪县公安局,安溪警方,清点诈骗我的作案工具。图/安溪县公安局
 
前所未有的说服力
 
今年4月,安溪安排“百日攻坚战,防控缅北赌博诈骗和非法出入境犯罪”,要求“一个月拿出打击成果,两个月看到管控成果,三个月基本解决缅北赌博诈骗和云南边境非法出入境问题”。
 
建头镇收到上级的劝导红单,共17人,均在缅甸北部有明显脚印,但无合法出境记录。在此基础上,建头镇自行安排,发现有700多人滞留在缅甸北部。对于乡镇来说,准确安排并成功说服他们返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般情况下,入户的工人会要求在外工作的村民及其家人使用微信或QQ实时定位,从而确定对方是否在缅北。但有时候,村民不愿意合作。
 
安溪作为最早发生电信诈骗的地区之一,当电子诈骗集团迁出国门的时候,安溪的一些人也离开了国门。所以,安西的护照管理非常严格。该镇党委书记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民没有学习和就医等正当理由不能获得护照。想去缅甸北部的村民通常都要偷渡。当地人知道走私是违法的,缅甸北部是敏感地区,不用和别人合作。说得含糊一点,他们的家人可能在菲律宾或泰国,所以他们不能确定。伊很强。“如果你想这么说,无论你在哪里,都应该被说服回来。”。
 
说服回归,重在“说服”。有些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全国各地劝人返乡的公告中几乎都有一个政策,就是对于在某个日期之前自愿申报返乡的,将从宽处理。建头派出所所长在5月份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如果滞留在缅甸的所有人员都在本月15日前主动申请回国,公安机关郑重承诺,我们不会追究您的非法出入境。”派出所给周振的父亲发了一封不追究的承诺书,周振立即在边境排队做核酸检测准备入境。村里在5月9日联系了他。7天后,他告诉对接的村干部,他已经入境了。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顺利了。一个17岁的女孩偷偷潜入缅甸北部,和邻县的男朋友一起工作,失联一年。建头镇依靠当地商会联系她。女孩从周围的朋友那里听说,她回家后会被逮捕,她心存疑虑。她前后五次声明回国,全部取消。她的父亲开了一个养猪场,镇上的干部哄骗他。如果他不回来,你父亲的养猪场就会关闭。女孩反复思考,终于回家了。
 
这既是劝说,也是强行回归。基层干部把这种方法称为“土洋结合”。安溪县针对这一劝导出台了“十三统一办法”,包括几项强制返乡政策。比如,任何参与此类犯罪的人,都会拆除用赃款修建的违法房屋并追回涉案赃款,没收用赃款购买的商品房,所有已经在该房产落户的人都会迁出,所有带着该房产上学的孩子都会搬回原籍学校。
 
更严格的强制遣返措施也正在实施。湖北天门、广西宾阳等地已公布并列出滞留缅甸北部人员的户籍信息,并表示如不主动联系备案回国,将要求其在数日内申报失踪、死亡和注销户籍。
 
各地发布公告后,有网友质疑措施是否过度,是否涉嫌家庭坐位制。简坤一指出,如果骗子的父母被抓,他们会转移责任,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属于坐在一起。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地的主要措施是停止福利供给,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一开始劝导的手段要适度,但如果对方一味抗拒,家人也通风报信,不应该给这种人福利。
 
然而,由于缅甸的疫情,中缅边境出现了大拥堵。各国每天能够接收的回返者人数有限。比如边境小镇瑞丽,每天接待不到100人,而缅甸北部却有数千人排队等待返乡。李良终于在一个月前进入了这个国家。5月中旬,他排队做核酸,给牛2000元,跳进缅甸的隔离点。在隔离点外,2000多名中国人正在排队等候。然而,当天只有530人进入隔离点。据他所知,一位5月26日去排队的朋友直到6月下旬才进入缅甸检疫点。
 
被说服回国的人和难以控制的边境人给云南边境的防疫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从去年9月到今年7月,瑞丽经历了三次局部疫情,三次封城。当地疾控中心的一名官员说,疾控中心有60多名工作人员,加上40多名合同工,人员仍然短缺。
 
记者了解到,如果一个村或社区有人员参与诈骗,对村和村干部的考核都会受到影响。比如,很多县市都规定,缅北窝点群众所在的村(社区)暂停向上申请项目资金和财政奖补,取消当年所有“平安村”评选资格。安溪规定,如果此类刑事案件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并造成恶劣的全国影响,其所在村或社区的所有党支部书记将被免职,村或社区委员会主任将被依法责令辞职或被免职。出于对村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考虑,很多基层干部对涉诈问题非常敏感,不愿意多谈。
 
在安溪县长坑乡,民警利用无人机在位于深山的电信基站周围巡逻。图/新华社安溪县长坑乡,民警利用无人机在位于深山的电信基站周围巡逻。图/新华社
 
难以根治的基层反诈骗
 
在安溪县公安局原局长杜双禄的办公桌上,反诈骗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作。安溪县长坑乡党委书记曾向媒体表示,近年来办理的文件中,涉及最多的是电信诈骗,其次是计划生育服务,第三是经济建设和民生工程。
 
安溪电诈问题十几年前就进入了公安部的视野。2004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使用手机短信和网络诈骗专项行动”。据媒体报道,此次专项行动的主战场在福建,福建最重要的是安溪。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张新峰早两个月抵达安溪,要求安溪牵头开展专项行动。
 
但从效果来看,近十年来,安溪的反诈骗一直在不断地战斗。起初,骗子集中在安溪县,从35人到10人甚至几十人不等,在楼房或平房内作案。打击安溪的方式是专项行动,入户走访,成立治安稽查法专项打击小组,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查结案。刚开始整改非常有效,电子诈骗案件数量会明显下降。但数据显示,一旦专项行动减少,电子诈骗活动将立即卷土重来,案件数量将迅速上升。
 
杜双禄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现电子诈骗“低成本、低风险、低门槛、高收益”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需要建立更加长效的机制来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多年来,安西尝试了两件事,一是控制人,二是提高发现能力。
 
被管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诈骗犯罪记录的人,一种是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对于前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院副教授赵炳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类似性犯罪、电话出轨的人,再次犯罪的概率很高。对于这样的人,他认为应该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惩罚,比如在他们的信用记录和公安部门的关键人员名单上专门标注。
 
安溪在实践中采用的方法是,刑事处罚结束后,涉及诈骗的人员如果在安溪或泉州工作,必须每月向辖区派出所报案。一旦他们无故拒绝报告,将被列为高风险人员并采取措施。如果外出工作,一定要时刻定位,在微信上和老家派出所的民警视频聊天,证明自己不再从事电子诈骗。
 
安溪位于福建省南部,这里很多人还和宗族生活在一起,宗族感很强,面容姣好。因此,各村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村规民约。建头镇规定,一旦发现村民参与诈骗或私自穿越,所有村民都会收到曝光短信,村广播站也会通知。奎斗镇大岭村规定,参与电信诈骗的,要写悔过书,在全村张贴。
 
对于没有诈骗前科的人来说,有效管理难度更大,安溪公安致力于提高发现能力。安溪建立了情报管控系统,收集辖区人员特别是关键人员的身份、就业、通讯、住房、相关人员、活动轨迹等信息。后来又专门建了一个县级反诈骗中心,由公安部门、银行机构、通信运营商共址。几方经过长时间的锯磨合,已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为公安部门提供大数据,对县域内发生的电子诈骗犯罪进行预警、资金拦截、关闭涉案号码、案件核查、打击等一体化工作。
 
2017年,安溪被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列为“出国诈骗窝点犯罪分子流出的重点整治区域”。作为一个犯罪输出地,安溪常年派出多名警察到全国各地破案抓人。云南边境总有20多人驻守,县公安局一年四季旅游花费1000多万元。然而,该县一名从事反诈骗工作多年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在中国其他地区,还是在云南边境,安溪取得的影响有限。一方面,省际、跨境警务合作,尤其是后者,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案例发现能力存在问题。
 
安溪很多乡镇面临空心村问题,年轻人外出打工。户籍地的管理人员很难区分有合法工作的人和从事电子诈骗的人。当地的方式是依靠群众举报,但这往往被忽视,难以为继。
 
安西首选的方法是通过支付机构和通信运营商提供的大数据进行研究判断。但安溪反诈骗中心只能获取当地银行和运营商提供的县域内数据,很难跨省跨层级检索到县域外数据。陕西警察职业学院讲师宋晓辉等人指出,相关部门自建了数据库,可以为电子诈骗案件提供相应的信息,但很多部门会以涉及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将数据分批移交公安机关。另一方面,许多诈骗电话是从海外打来的,而且每天都是长时间连续打来的。电信运营商对这些异常呼叫没有履行监管义务,银行和网络公司在拦截和关停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公安机关与电信、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交流不畅、协作机制不畅,成为办理电子诈骗案件的主要障碍”。
 
安溪多位受访者认为,基层单位要单打独斗,标本兼治,但国家层面要协调建立打击电子诈骗的大数据平台。上述高级民警也指出,安溪在全国反诈骗时间最长、力度最大,但电子诈骗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就在这里。
 
他认为,传统的打击犯罪指挥中心通常是从下往上建,但反诈骗中心应该是从上往下建。国家、省、市、县各级运营商和支付机构责任义务明确,将不同层级的数据汇集到反欺诈中心形成大数据,可以统一分析判断。只有案件发生地、窝点和犯罪输出地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反诈骗网络。“如果发现能力提高,电子诈骗犯罪将成为低收益、高成本、高风险的犯罪,拐点自然到来”。